煤老板拥有了煤矿后做的第一件事，通常是赶走老矿工，代之以没经过培训的农民。矿工队伍及其结构是这样有了根本的改变。仅这一条，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再看矿山的安全设施：90年代长期的亏损，使国有煤矿的安全投入“欠账”巨大，祸不单行，这一私有化或承包，一时间更无人操心安全设备。新兴的矿主多是小本经营，即使有心，也无力作安全投入，更何况他们是急于收回投资，而且打点地方官僚的耗费不薄，他们对未来也毫无信心。承包后谁来管安全？是承包商还是国家的矿务局？很多矿山在很长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扯皮，乃至于在更换一根井下的支柱时他们也互相推诿，久拖不决。
私有化和承包后，煤老板取代了传统的、相对有经验、熟悉矿山和矿工的管理层。这些老板不但急于赚钱，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他个百万千万，也需要时间熟悉矿山和业务。他们雇用的新矿工，不但缺乏采煤的经验和基本的安全知识，而且来自百里千里之外的穷山沟，胆小怕事不自信，其家庭贫困急需用钱。除了老乡，他们彼此都是陌生人。过去，90年代前传统的中国矿工经验丰富熟悉矿井的每一个角落且待遇高，长期井下危险的工作使他们有战友一样的情谊和哥们义气。集中的矿工宿舍、长年去同一所矿山医院和学校，甚至同一间公共厕所、周期的党团工会活动更使其互相熟悉如家人。其子女间的普遍的通婚也确实使其有血缘联系。面对这种结实的集体力量，虽无真正的工会，再牛的矿山领导也是敬畏三分。现在，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煤老板面对的是那些逆来顺受、像沙子一样孤立散乱、家庭亲属在千里之外、在本地毫无社会关系的“无名氏”矿工，他怕什么？他为什么要操心矿工的安全这些无聊的事情？
十分重要的是，是国家对矿藏开发的垄断和控制的放弃，国有煤矿盲目、无任何监督和透明度的私有化，根本改变了矿山所在地的利益关系，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构成和其行为方式。它不仅对掌握权力者及其亲属朋友产生极大的诱惑和空前未有的机会及极小的以权寻租的风险，使腐败上了一个大台阶，而且使地方财政依赖煤矿。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了煤老板的秘书处，保护矿主，隐瞒矿难，不遗余力。
也就是说，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煤矿行业放鸭子般的私有化带来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和行为、矿山管理层、矿工队伍和其安全设施这四个方面的重大变化。这是灾难重要根源。谁是责任者？这里再清楚不过了。
回想起来难以置信。本人去国二十年，远在巴黎。十年来我的无数电台评论和文章显示，几乎在一开始，我就大致地看到并反复指出了上述问题所在。而且这些文章和访问记录在国内外的网站上被大量转载和讨论。这明目张胆的自夸自恋表明，说什么政府没有经验这一切都是无法预测不可避免，都是十足的混话。问题在于，政府至少在当时毫无远见且商人般的逐利，公共政策没有起码的透明度和公开讨论的余地等。现在，政府在改变政策，煤炭行业开始大规模的重组。但，上述的透明度和公共讨论的问题依旧。其他的问题，除CLB网站的文章作了说明外，本人05年底的长文也有系统的说明。老是重复，你烦我也烦。
对，矿难及其报道的重复，机械般、经常是一字不差的重复，也是问题所在。至于国家领导批示的重复，更是一特别的悲喜剧：矿难发生，秘书从电脑里敲出十年前上任秘书起草的公文，改了日期改地点，“严肃处理责任人、进行安全大检查”之类的文字连标点也不动。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些善良的领导在事故发生后的若干天会偶然听说矿难，然后知道自己的批示早已发出后的欣慰。
在智利等大部分国家，矿难等之所以万人瞩目，重要之点，是媒体对个人、家庭苦难的细节描述，是对社会动员、救援进展的动态的、有个性的报道。因此，这些报道的主题、风格迥异，鲜有重复。而且报道后是社会动员和社会、工会的运动、选举等所产生的政治压力。这些又可以是媒体报道的新内容。那个政治家顶的得住？
结社、言论自由首先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手段，然后才成了价值和信念。没有媒体对矿难自由、动态、持续的报道，没有罢工、建工会、游行的自由，社会对矿难的焦虑、质问就不会转变成社会运动。多大的灾难也只是媒体上单调的重复，然后是人们的见怪不怪的麻木。
对减少矿难，结社、媒体报道的自由不是充分的，确是必要的条件。这是我和同事们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感到由衷的欣喜的原因之一。和那些宗教般崇拜市场者的政治分歧，在这里退居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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